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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两汉酒礼:欲与德之争

时间:2014-10-04 16:44来源:未知 作者:管理员 点击:
酒与天地同时!在这种美物被点化而成的初期,先秦中国曾经几度挣扎在为何而饮的困惑中。从酒池肉林到饮惟祀,饮酒已不只是饮酒,而是一种彻底的心灵状态。周至秦汉充满酒礼之辩、之变,为后世浸淫在酒令游戏中的诗酒、戏酒、醉酒留下了一个可堪回味的源头。
 
 
酒与天地同时!在这种美物被点化而成的初期,先秦中国曾经几度挣扎在为何而饮的困惑中。从酒池肉林到“饮惟祀”,饮酒已不只是饮酒,而是一种彻底的心灵状态。周至秦汉充满“酒礼”之辩、之变,为后世浸淫在酒令游戏中的诗酒、戏酒、醉酒留下了一个可堪回味的源头。
 
 三国时记载魏国的史书叫《魏略》,里面讲了一个名将钟会幼年时偷酒饮的故事。
 
  一天中午,钟会和哥哥钟毓想趁父亲午睡偷喝家中的酒。不想其父钟繇只是假寐,看到了他们的所有举动:钟毓端了酒,先作个揖,然后才开始饮;钟会则举起酒瓢一饮而尽。钟繇遂叫住他们二人问其中的原因。钟毓说:“酒以成礼,不敢不拜”,意思是饮酒便应尊礼。钟繇点头,再问钟会,钟会则说:“偷本非礼,所以不拜”,他的理由是,盗酒已是非礼,还谈何酒礼呢?
 
  另有一则关于酒礼的故事,是《国语·晋语》所载:一日,晋灵公埋伏好兵士,然后宣经常直谏的大臣赵盾饮酒,希望等其酒醉时击杀这个眼中钉。结果被赵盾的贴身侍卫提弥明觉察,便向晋灵公禀奏:“臣侍君宴,过三爵,非礼也。”遂扶出赵盾逃难。饮酒不过三爵,这是古礼的规定,提弥明用这个借口帮助赵盾躲过了一劫。
 
  这些典故也许会让今天的人觉得陌生和难以想象,但在上古三代及至曹魏,酒,的确是礼仪、精神之事,而非饮食之事。
 
  禁——第一道酒的政令
 
  中国的“酒史”有多长?河南舞阳“贾湖遗址”距今八千多年地层中,便埋有盛酒之器。远古人类采猎而食,而野果在一定的温度、湿度下即可液化、糖化,进而析出酒浆,或许正是这种“天然之酒”滋生出人工酿酒的灵感。
 
  酒的发明者想来和金字塔的建造者一样,都是无名的,但著名史籍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淮南子》,纷纷将酒的发明者指向夏禹时代的仪狄,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原因。
 
  《世本》是秦汉间人辑录上古帝王谱系之书,书中有“仪狄始作酒醪,变五味”的记载;《淮南子》中则进一步记载说,仪狄造酒,大禹饮后觉得极为甘甜。之后却疏远仪狄,再不许他进见;并且宣布再不会下旨进贡御酒。西汉刘向在编订《战国策》时,记载更为详尽,言大禹饮美酒后,曾慨叹曰:“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。”
 
  这可说是最早的酒诫、酒禁。
 
  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的古希腊,也有源远流长的酒文化,他们将狄奥尼索斯奉为酒神,这位身缠常春藤、葡萄藤花环的少年也代表着美,代表着艺术。中国在酒发源的时候没有诞生酒神,后世也没有,中国与西方对酒的态度多么不同。
 
  “大禹绝旨酒”,无论这是历史的真实,还是历史的穿凿附会,在今天看来,都是极为英明的决定,也是很个人的决定,在那个缺乏欢乐的时代,酒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抗。
 
  夏朝的第一个君主启便极为嗜酒,还以铺张的乐舞伴酒,而到了夏末帝王桀,更加“淫面于酒”;其“为酒池,足以运舟”;甚至于“因酒浊而杀庖人”……几乎所有的记载,都将夏的灭亡指向好酒、淫乐、铺张。
 
  商对美酒之爱同样狂热,考古中出土的商代酒器数量之巨、之精美,便足以证明。这其中有贮器、有斟器、有饮器:尊、壶、区、卮、皿、鉴、斛、觥、瓮、瓿、彝……名称不胜枚举。每种酒器又各有式样。单就动物造型的尊这一项,就可列出象尊、犀尊、牛尊、羊尊、虎尊等等。
 
  《礼记·礼器》这篇文章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细节,“宗庙之祭,尊者举觯,卑者举角”。这里面有三个关键字:“祭”、“尊”、“卑”。所以说不同场合、不同身份的人要使用不同的饮酒器,难怪商代的酒器蔚为大观。
 
  商代酒器为何如此之多,爱酒自是一个方面,另外一个原因是从商代开始,饮酒规矩多起来了。
 
祀与典——曾经是唯一喝酒的理由
 
  的确,酒有两重特性,它仿佛一根刺,深深扎入上古史的记忆中。
 
  一则是,酒因刺激神经而令人兴奋,这种亢奋非常适合表达浓烈的感情,所以特别适合欢聚与庆典的场合,古时的君王贵族便用酒来制造狂欢。二则,酒可以让人进入迷幻的境界,因而古人以为可以借它通神,祭礼之酒由此引入。
 
  说到狂欢、酗酒,商纣又是一个恶例。而说到祭祀用酒,商还是为周开了个好头。
 
  在“以诗说史”的《诗经》中有一则名句——《周颂·丰年》:“丰年多黍多稌,亦有高廪,万亿及秭。为酒为醴,烝畀祖妣。以洽百礼,降福孔皆。”
 
  许许多多的粮食谷物(黍、稌),贮藏粮食的高大仓廪,再加上抽象的难以计算的数字(万、亿、秭)。这些静态汇成一片壮观的丰收景象。因丰收而致谢,以丰收的果实祭祀最为恰当,所以人们用丰收的粮食酿酒奉给天地祖宗,通过先祖之灵实现天人之沟通。正因为这丰盛的祭祀,齐天的洪福一定会降临。
 
  《诗经》305篇,酒字共出现了63次,分布在50余首诗中。这也许并不是特别惊人的一个数字,但进一步分析这些统计,就会看到更为有趣的现象。
 
  《诗经》分为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三部分,《国风》160篇主要是各地方的民歌,其余的《雅》与《颂》基本上是为特定目的(如宗庙祭祀)写作,是在特定场合使用的乐歌。在占了《诗经》半数以上的《国风》中,“酒”字却仅出现了7次,而《雅》105篇中反倒出现了50次。由此可见,酒在周代的生活中,更多进入了各种礼仪之中。
 
  “人之齐圣,饮酒温克。彼昏不知,壹醉日富。各敬尔仪,天命不又”,这几句出自《小雅·小宛》,满含劝解的意味。有人正直而又聪明,饮酒蕴藉又从容。也有昏庸无知者,沉醉酒中难自拔。各自威仪要慎重,好运一去不再来。
 
  事实上,周王对商的因酒祸国深有所感,但是他并没有一味地戒酒,而是围绕饮酒逐步建立了整套的繁文缛节式的制度规范,并且天才地规定,应该“饮惟祀”,也就是只应在祭祀的场合才饮酒。在那个时代,祭祀本就是君王向臣民推行礼治的示范。酒的礼仪在酒祭中推行,顺理成章,而且非常契合上下有尊卑、约定便俗成的道理。
 
  周公为此特意颁布一份《酒诰》,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,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,严申禁止“群饮”、“崇饮”,也就是聚众滥饮和放纵地饮酒,违者将被处以死刑。
 
  西周对饮酒规定的严苛,由于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,已经松懈了很多,但人们对于酒与酒礼的认同还是被部分地继承下来,那一段时期,甚至成了中国酒文化最堪追溯的黄金时代
 
  “儒”过去是一个职业,也就是为有丧事的人家主持祭礼活动。孔子少时家贫,常要做“儒”。因此孔子非常熟悉各种“礼”的环节,这也许正是他日后成为尊“礼”的典范、缔造了儒家伦理文化的原因。
 
  明人袁宏道将孔子称为“饮宗”,这是有道理的。孔子习礼,每次在祭祀的时候,孔子都会按照规矩来饮酒。有一次,孔子陪同鲁哀公吃饭,侍者奉上黏米饭和桃子,孔子先吃黏米饭后吃桃子,侍者忍不住偷笑。原来侍者以为孔子不知道,黏米饭是为了擦桃毛而用的,孔子却说,黍米是五谷之长,是最重要的粮食,因此是祭祀祖先之用的,而桃子在六品果类中地位最低,怎么能让最尊者为最卑者服务呢?听到孔子的理由,在座的人既钦佩又惭愧。懂得了要讲究食序,讲究上下尊卑的道理。
 
  孔子对于饮酒之事当然更为认真,《论语·雍也》中记载,有一次孔子参加一个仪式,看到所用的酒器“觚”被制成没有棱的样子,这样便不符合西周的礼制,于是发出感慨:酒杯不像个酒杯,能饮吗?能饮吗?“言不得为觚也”,最终也没有喝这杯酒。
 《礼记·哀公问》中记录了孔子的所思所想——“丘闻之,民之所为生,礼为大”,他认为没有礼便没办法敬祀天地,没办法区分男女、父子、兄弟之亲,不是君子的所为。孔子一生便是勉力推行恢复周礼,他总是从严格要求自己开始。
 
  自古以来,农家都有一种传统仪礼。每一年的金秋,开镰收割,清理禾场的农事做完以后,辛苦了一年的人们会杀牛宰羊,然后聚会在乡间学堂,共同举杯,庆祝丰收,祷告祖先保佑来年的丰收和身体的康健。这就叫做“乡饮酒”。
 
  孔子认为,“乡饮酒”是乡人以时会聚,耆老及众人俱在,是推行礼的最好机会和场合。在他的《论语·乡党》中记录了他所崇尚的乡饮之礼:“乡人饮酒,杖者出,斯出矣。”在这样的酒礼中,六十岁的人坐着,五十岁的人站着侍奉,听候差遣,这是表示尊重长辈。“乡饮酒之义,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,三揖而后至阶,三让而后升,所以致尊让也。”这又是宾主之间的仪礼。
 
  至于席间饮酒的礼仪程序,规定的非常具体而明确。主人进酒给嘉宾,谓之“献”;嘉宾回敬主人的酒,谓之“酢”;主人先行自饮再劝嘉宾饮酒,谓之“酬”。另外,乡人饮酒也许会醉,但有杖者(老者)在场,虽醉仍须安静。而且杖者不退席,后辈也不能先退席。此外乡饮应遵守何等的流程,使用何样的酒具,也都一一有所规定……
 
  酒能助兴,也能乱性;酒能医人(古代医与酒关系极其密切,酒中的一大类便为药酒),也能伤身。人们怀着对酒深深的矛盾之情,写下了无数《酒戒》、《酒警》、《酒觞》、《酒箴》、《酒德》、《酒政》之类的文字,所有这一切,都与先师孔子所做的努力一样,就是努力把酒纳入秩序礼仪的范畴。
 
  儒家有三本经典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,它们都反复提到一个“礼”字,也一而再,再而三提到“酒”字。祭祀要用酒,饮宴要用酒;用什么酒,何时用酒,用多少酒,如何用酒,饮一杯酒,所要遵守的细节极多。《仪礼》中辟出专门的章节,详述宴席上敬酒和酬答的仪式,条陈款具。这其中被后世不断放大和扭曲,其与今人关系最为密切的,就是宴席上的酒礼。
 
  倒是明人袁宏道所著述的《觞政》,依稀还能让人们看到一丝古代酒礼的细节:主宾对饮落座时,要相互跪拜。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,叫侍饮,各有主席、次席。接下来,饮酒礼仪约有四步——拜、祭、啐、卒爵。就是先作出拜的动作,表示敬意,接着把酒倒出一点在地上,祭谢大地生养之德;然后尝尝酒味,并加以赞扬,令主人高兴;最后仰杯而尽。另外,在酒宴上,主人要向客人敬酒(叫酬),客人要回敬主人(叫酢),敬酒时还要说上几句敬酒辞。客人之间相互也可敬酒(叫旅酬)。有时还要依次向人敬酒(叫行酒)。敬酒时,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都要“避席”,也即起立,普通敬酒以三杯为度……
监——酒令大于军令
 
  前段时间,清华大学新获一份珍贵的战国楚简,由战国人记录周代之事,读后,让人恍惚有亲临其境之感。
 
  其中有一篇《耆夜》的文献。简文所述之事的背景是,西周王朝征伐黎国大胜,踌躇满志地回到西周国都岐山,“乃饮至于文大室”,也就是在文王宗庙举行“饮至”典礼,举杯庆功。根据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的研究,《耆夜》之“夜”,是与饮酒的礼仪有关的词。如此,我们甚至可以把《耆夜》视为我国古代酒宴场面的经典文献。
 
  参加这次酒宴的都是当时最高级的贵族人物,除武王亲临外,还有:毕公高、召公奭(shì)、周公旦、辛公甲、作册逸(周太史)、吕尚父(即太公望、姜子牙)。吕尚父的职责被明确记载——“监饮酒”。十分有意义的是,吕尚父就此成为我们至今确知的最早的“监酒官”!这还要从当时宴饮的情况说起。
 
  周武王为毕公所作的诗篇:“乐乐旨酒,宴以二公。任仁兄弟,庶民合同,方臧方武,穆穆克邦。”在庄严肃穆的宗庙里,优美动听的琴瑟奏出天籁之音,二哥武王对他的十五弟毕公表达了赞扬之情:“奉上美酒,酬答二公。兄弟仁乐,万民归心。崇德修武,成就庄严肃穆的邦国。”
 
  之后武王又说:“嘉爵速饮,后爵乃从”,这却是两句委婉而又诚恳的劝酒词,“有请速饮美酒,之后的美酒才能更进一杯”。武王表达自己先饮一爵,也请毕公共饮的愿望,这种劝酒可谓庄重,也可谓文雅。
 
  历史文献却又告诉我们,当时宴席上存在着一位“位高权重”的监酒官——吕尚父。监酒官是什么样的职位?
 
  《诗经·小雅·宾之初筵》中说:“凡此饮酒,或醉或否。既立之监,或佐之史。”由此可见,那时的“酒监”和“酒令”,是酒席间设置的“执法者”,他的职责即是监督人们合礼而饮,不可饮酒过量。
 
  在《宾之初筵》一诗中,有“其未醉止,威仪反反。曰既醉止,威仪幡幡。舍其坐迁,屡舞仙仙……宾既醉止,载号载呶”,写的就是宾客由清醒到醉酒失态,由酒宴初开时的彬彬有礼又到酒酣耳热之后大呼小叫……跃然纸上的是人们放浪形骸地饮酒的场面。
 
  在诗的最后,则写道“醉而不出。是谓伐德”,“由醉之言,俾出童羖。三爵不识,矧敢多又”,直接批评酒后失德者,并告诫一味劝酒者,不懂得“三爵之礼”。然后提出应设立酒监,“既立之监,或佐之史”。也就是要设立酒监这个职位,监督人们饮酒之礼。
 
  这在史书中也有记载。原来周王为了吸取夏桀、商纣的教训,自我约束,便在宫中设了“酒正”的官职,专门监督王家饮酒的事,到了西周晚期,鉴于士大夫们也经常在酒席上醉酒失礼,宴席间“酒监”的角色也诞生了。
 
  有了监酒官,便有了酒席上的秩序,便有了“饮酒之令”,也就是所谓“酒令”。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,监酒官的职责和使命也日益变化,有时还怀着不同的心思目的,只不过他们在酒桌上的权力非常之大,有时会大到无可想象的地步。
 
  汉初的宗室名流朱虚侯刘章担任监酒官,就做了一件轰动朝野的事情。
 
  刘邦逝世、吕太后当政。
 
  她主持饮宴,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。刘章自请曰:“臣,将种也,请得以军法行酒。”吕太后批准了。“酒酣,章进饮歌舞。已而曰:‘请为太后言耕田歌。’”刘章所做的“耕田歌”,大出吕太后的意外:“深耕穊种,立苗欲疏;非其种者,鉏而去之。”他的借酒言志、以农事暗喻政治,吕太后当然明白,却只好以默然相待。席间,诸吕中有一人醉,逃酒退席,刘章追赶,“拔剑斩之而还,报曰:‘有亡酒一人,臣谨行法斩之。’太后左右皆大惊。业已许其军法,无以罪也。”刘章的胆识与智慧,由此酒会而驰名于朝廷。“监酒官”之威势赫赫,由此可见一斑,这也是后世“酒令大于军令”一语的出处。
 
  不过,后世监酒官的职责与诗经中监酒的职责不同,不再是监督酒礼执行的铁面判官,而是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,职责只有一个,就是要监督酒令的施行,甚至就是以劝酒为己任。
 
  这还要从春秋末年的魏文侯与国中大夫的一次酒宴说起。魏文侯命公乘不仁做监酒官,并且订下规矩——杯中之酒不喝尽者,罚酒一杯。然而最先破了这个规矩的反而是文侯自己。公乘不仁就举起酒杯要罚他,文侯虽然看见了却不理他。侍者说:“不仁退去,主君已经醉了”,公乘不仁却回答:“《周书》说‘前车覆,后车戒’主君已经订下‘酒令’,令不施行,可以吗?”文侯见状,遂饮了杯中之酒,并让公乘不仁做了上客。
 
  身为监酒官的公乘不仁,在执行酒令之时,可以对自己的君主魏文侯实施有效的约束,可以对他施加“罚酒”;而且魏文侯也认可这种“权威性”。至此,“酒令”的娱乐性特点就被突出出来了。
合欢——围餐制与酒令
 
  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,是礼贤下士的典范,对投奔他的数千名门客,不论贵贱,一视同仁。他常说,要每天与侠士们吃同样的馔食。一天夜晚,孟尝君宴请一位新来投奔的侠士。宴会中,有一侍从无意中挡住了灯光,侠士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,一定是自己吃的膳食与孟尝君的不一样,不然侍从何以要遮住灯光呢?于是他怒气冲天,放下筷子,欲离席而去。孟尝君遂亲自端起自己的饭菜给他看,以示真相,侠士羞愧难当,拔剑自刎以谢罪。如果当时实行的合餐制,也许侠士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了。
 
  四川成都曾出土过一块汉代画像石——《宴饮图》,图中人物跽坐于席上,面前有俎案,上面放置着食物。从更多的汉墓壁画、实物中,我们也不难推断出,先人宴饮时是双膝着地“跽坐”着的,宴饮时必一人一案。
 
  人们饮食一般要围几跪坐,因此古人饮酒,主宾间非常方便跪拜酬酢,而几案的排列方式,也非常便于按照次序到不同的座位行酒。
 
  直到有一天,胡床、胡坐走入了中国。从此餐桌从小几案换成高桌、再到圆桌……人们宴饮的环境、氛围变了,饮酒方式受到的影响实在是巨大的。
 
  再说酒令。古酒礼中,宴饮的礼节里有“行酒”一项,就是依次向人敬酒的意思。酒礼中喝酒既然讲究规矩,行酒也必有规矩,那便是“行酒之令”——酒令。
 
  古时与君王共饮,处于庙堂之高,自有庄重轩昂的酒令;而隋唐以降,多了欢聚家饮,围桌而欢,也自有与时俱变的欢乐之令。
 
  西周时,有射礼,射礼中有一种叫做“燕射”,专指宴饮之时的射礼。是在饮酒时助兴的一种游戏方式。即以射箭为戏,决定胜负。负者饮酒。《周礼·大宗伯》里这样记载:“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,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,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。”这就是讲酒席宴间,人们相亲相爱的方式。
 
古代礼书中所见到的“投壶”之礼,则是从“燕射”转化而来。施行于“旨酒嘉肴”纷呈的饮宴场所。而不再需要偌大一个射箭场才能成宴。席间设一壶,宾客依次以手发力,将箭向壶内投去,以投入壶内多者为胜,负者要受罚饮酒。当然,参与“投壶”游戏者,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,均有严格的礼仪规定。
饮酒须持器。于是,爱酒的商、尊酒的周百花齐放般铸造出一尊又一尊美丽的酒器,等级森严,上下尊卑昭然。《礼记·礼器》专门讲述了这些器物的用度规范。出人意表的是,周代前后的酒器、酒礼中呈现出以小为贵的用器法则:地位高的人用“爵”敬献,地位低的人用“散”敬献,散的容积5倍于爵。尊贵的人举觯敬献,卑微的人用角敬献,角比觯大。贵族饮宴,最大的放酒瓦器“缶”放在门外,较小的壶放在门内,这些都是以小为尊贵的证明。
  投壶开始,司射(也是监酒官)会确定壶的位置,然后演示游戏方法,并且告知“胜饮不胜者”,即胜方罚输方饮酒(这就是酒令),并奏“狸首”乐。“投壶”所用的壶,口广腹大、颈细长,内盛小豆因圆滑且极富弹性,如果投箭时用力过大,所投之箭往往弹出。因此,这还是一项有难度的席间游戏项目。
 
  据说,汉武帝时的宠臣郭舍人“善投壶。以竹为矢,不用棘也”。《后汉书》记载,东汉开国功臣之一的祭遵,“遵为将军,取士皆用儒术,对酒设乐,必雅歌投壶”。 宋代的司马光评价“投壶”说,其虽然仅是一种游戏,但由于被古人以礼相待,则可以治心、可以修身、可以为国。
 
  实行了围餐制以后,人们在酒席宴间的空间更小了,在被高度压缩了的空间中,人们只能把工具进一步缩小化。射箭、投壶这样的工具性、赌赛性的酒令,被投掷骰子、划拳拇战代替。
 
  甚或斗智斗勇,把手头的竞赛,提升到头脑的竞赛。以唐宋的文学之盛,文字酒令终于夺取了酒宴游戏中大部分的江山。
 
  工于智巧,却疏于仪礼,呜呼,孔子希望以酒礼而令天下“儒”的道路并没有走通,从此“酒令”与“酒”几乎完全走到了“礼”的反面。
 
  乡饮酒之礼
 
  乡饮酒是古时最重要的嘉礼之一,流传下来,成为汉族的一种宴饮风俗,至今仍在中国部分地区流传。周代的乡饮酒受到讲求“礼”俗的影响,成为最有仪式感的一场时代盛宴。上文是根据四书五经中的《礼》经,恢复的乡饮酒的流程。
 
  乡饮酒礼还有法天象地的含义,主与宾,象征天和地,介象征日月。另外月亮在朔后三日逐渐复明,三个月就成为一个季节,所以乡饮酒设立三宾,行礼亦需推让三次,这也是建立国家必定设三个卿位的原因。这是政治、教化的本源,也是礼的最大依据。
 
  在堂的东北烹狗,是效法阳气产生在东方。净手用的“洗”放在主人一侧,所用的水放在洗的东边,是效法天地的东边是海。酒尊里放有水,是教育民众不忘本源。
 
  东方是春天的位置,春的意思就是生长、生产万物。南方是夏天的位置,代表长大,生长壮大万物就是仁。西方是秋天的位置,秋的意思是收敛,依照时节的肃杀来收敛,是守义。北方是冬天的位置,冬天表示收藏。
 
此外,天地寒冷之气,从西南方始,至西北最盛,这种庄重威严,是天地间的义气。天地温和宽厚之气,是天地间的仁气。宾客坐在北方,介坐在西方,表达了以义气待人。主人仁德宽厚待人,因此坐在东南方。就这样仁义互相交接,各安其所。
 
  宾必须背北向南而坐,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位置,甚至是天子站立的位置,其左边是圣,面向仁,右边是义,背依着藏。介必须面向东,在宾主之间来表达情意。主人必定位于东方。东方是生长万物的位置,主人就此位,就可以供给万物来奉献给宾客。这也是如今主人请客,被称为“做东”,主人又被称为“东家”的原因。
 
  宾客在席上接受主人的献上的酱和酒,并以其为祭,是尊重主人的敬礼。尝一口肺,是宾客的尝礼。喝一口酒,是成就主人的成礼。饮酒、干杯时在席的西头,也就是说设席的目的,不是专为吃喝,而是为了行礼,这是重视礼而轻视物,先礼而后财。先礼而后财,民众就会兴起恭敬谦让的风气,并且没有斗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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